一百多年前，在北京、上海、武汉这样一些晋商做生意的地方，曾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挖苦晋商，把他们看做土财主，有了钱只想着急急忙忙回到乡下，盖起一座座体面的宅院。
离山西省会太原大约六十公里，有一个叫乔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着一处气势不凡的深宅大院。由于过去的院落主人姓乔，所以现在的人都管它叫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由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动工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750年左右。它最后一次扩建是在1937年。工程刚刚开始，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乔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
晋商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分庞大的建筑规模。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
不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宅院的规模，目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明清民居建筑，似乎都比不上晋商修建的这些深宅大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山西商人的气魄如此之大呢？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你没有经济实力，你这个建不出来的，过去叫建筑是金堆玉砌的。特别像晋商、徽商，没有那样的财力出不来这些作品。比如拿故宫来说，它这个建筑要不是在王朝盛世，它出不来。第一要有经济基础，没有钱修不了。第二要有好的建筑材料，没有钱买不到。第三要有很高技术的建筑工匠，建筑的匠人，雕刻、绘画、彩画这些。所以建筑你要脱离了经济基础，不可能有很高的很多很好的艺术。”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山西省境内的许多晋商居所都被开辟为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和纪念馆。有些院落甚至是几乎未动一砖一瓦，只是挂上块牌子，就从一座几百年前的商人住宅变成了供现代人瞻仰、游览的博物馆。
这件事做起来之所以能如此轻松、便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深宅大院在落成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些供人们参观瞻仰的基本要素。主人在设计修建它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说一旦你要进来看，我就要让你看到与众不同的东西。
对于国人来说，落叶归根是每一个游子心灵深处的愿望。浪迹天涯，忙碌辛劳，就是为了能够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而这其中最显赫的标志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属于自己的宅院。
晋商之所以在修造住宅时，做得比别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所有离乡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远，漂泊时间最长的一群人。他们中许多人从十几岁就离开家去当伙计，学生意。不论你走到哪里，商号里的伙计制度是三年才允许回家探亲一次。如此计算，当一个六十岁的山西商人告老还乡时，他在外飘零的时间大约是四十二年！
随着晋商的崛起，山西中部开始了此起彼伏地大规模修造房屋。数量众多的高墙大院密集地坐落在晋商的祖荫之地，既昭显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又摆明各自的实力。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建筑是一种文化，建筑的确能够反映各种各样的气质出来。有的看着很商业气，俗气，有的看着高雅一点，有的看着，它是有这个，有些建筑能够塑造一种很神秘的气氛，庙宇里去看它是很神秘的。塑造这种气氛，把你的感情扣住。我为什么看到山西大院文气很浓呢？我有文章特别写王家大院讲这个文气问题，一个是体现在它的礼制上，礼。我们中国文化，封建社会的文化里面，这个礼的问题，礼制的问题，它是一个核心。礼制从周代一直往后，一直贯穿下来。礼制是一种儒家文化思想。”
山西是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润很深的地方，从山西各地曾先后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礼器。这些珍贵的文物说明，早在春秋时期，山西这片土地就已经成为礼乐昌明的所在。
山西解州的关帝庙始建于隋代，今天看到的主体建筑大都是明清重建的。可以说，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在这一时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同处一地的晋商大院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建起。儒家文化提倡的“智信仁勇”在关帝庙的建筑中得到了体现，而儒家文化精神内核的“礼义忠孝”在晋商宅院的主体建筑思想中也被凸现出来。
站在高处俯视这些民居你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由一组组四方的线条构成。所有的建筑又都是沿着一条看不见的中轴线对称地铺展开来。每个院落都由正房、厢房构成。正房是父母长辈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住在厢房之中，建筑中隐含着长幼有序。
高高的台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建筑元素，但在乔家大院中偏偏有一处院落没有修台阶。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主人的疏忽，而是因为这个院落过去是乔家佣人的住处，佣人是没有权利步步登高的。晋商用这种方法体现了尊卑合礼。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有个秩序的，那么这些秩序要合乎礼的要求。礼讲究尊卑长幼、男女尊卑长幼，在讲究这个东西的。这个是一种文化、一种素质。没有礼，无礼就没有秩序。礼的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秩序上，有序的，不是无序，不是随意性的，它有这么个东西，反映了这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气。”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人们为了抵御当时游牧民族的入侵，开始在这里筑城。汉代刘邦建国后就把自己的儿子刘恒派到这里防备匈奴，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由于有这样的渊源，平遥在过去也被称为中都。
山西在元朝时是蒙古贵族统治的中心地区。为了重树汉族皇权的威严，强化儒家的正统地位，明朝统治者认为有必要按照严格的儒家礼法，来重新安排城市的布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有个礼。我个人做人要有礼，我家庭要有礼，国家要有各种各样的礼式。我们这个城市建设建筑方面，有礼的依据的，那就是《周礼·考工记》。《周礼·考工记》具体地规定，讲我们都城怎么规划。除去《周礼》之外，各个朝代还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定。”
平遥古城的初期建造年代相传为西周时期，现在看到的城墙为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旧城基础上重筑扩建而成。城池周长为6163米，墙高12米。平遥城墙在清朝四百多年时间里，曾经有过四次修缮，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咸丰元年。这次修缮历时三年，和前几次不同，这次工程是由商人主持，工程所需资金也是由平遥城中二十四位商人解囊相助。
平遥城墙在商人们的主持下，有了充裕的资金支持。城墙的雄伟坚固使城里的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但是，加强城市的军事防御功能并不是晋商的惟一目的。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他们处心积虑的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军事设施的修建中，同时能和儒家的文理融合起来。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张燕生：“孔子不是在春秋的时候做过中都宰吗？它是鲁国的一个地名，也是中都，平遥也是中都。所以平遥人借助这么一点线索，就把孔老夫子也请到平遥来，把他的弟子们，也在敌楼上修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象征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但是它不是就此而止，并不是让这些人来平遥城墙上一站就了事。不是那么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因为是敌楼也好，垛口也好，它是武备的，防御工事嘛。用文的意象，孔子的弟子是文化的文，它代表文化、文教，用文教的意象来取代武备的设施，就是偃武修文的意象，就是停息武备，修明文教，就是从此不打仗了。”
1997年，平遥古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平遥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根本原因是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内有许许多多知名或并不知名的古代建筑也被保存完好。
临汾地区的魏村地处偏僻，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村子里有一座古代建筑和村子里的老百姓混杂在一起。牛王庙戏台是元代建筑，在古建筑专家，特别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人眼里，它的名气可以说如雷贯耳。
山西晋城一个叫寺南庄的地方，宋代建造的大殿仍然那么神采夺目。
这样的例子在山西举不胜举，倘若五台山、云冈、晋祠这样举世瞩目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尚可理解。问题是那些散落在山西各地的大量古代遗存，还能保有今天的面貌，就不能不对与这些文化遗产世代相伴的山西人重新打量了。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九旱，自然条件恶劣，但这里的民风淳厚，排斥尚武好斗。宋人谢悰说：“地高气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厚”；明代《山西通志》记载：“士穷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淳俭好学，工商务实，勤俭……”；“其民重厚、知义、尚信、好文”；“淳而好义，俭而用礼”。
同时，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明代以前这里涌现出晋文公、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司马光、元好问、关汉卿等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这对山西的人文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晋人勤俭、耐劳、礼让、诚信的民风蔚然而立，平遥古城的完整保存并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吧。
在平遥，在太谷、祁县，在山西其他许多地方，晋商不仅建起了方正、规矩的深宅大院，甚至建筑中一些细小的局部，也都为了增加含义而用心良苦。
书房门口的石墩上，刻上两只香瓜、一卷书，表明这里是“书香门第”。
这里原来是一处祖孙三代居住的院落，正厅由父母居住，于是石栏杆上的装饰就是猴子和抱着鲤鱼的孩子，代表了老人希望儿孙能“后辈公侯、年年有余”。
厢房里住的是儿孙，于是装饰图案就由表现孝行的二十四个故事为主题。
儒家提倡人与人交往时，态度要温和、恭敬，要互相忍让。这些品质在经商做生意时当然更加需要。山西商人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经过融会后纳入到经商的范畴中来，有些观念经过改造，甚至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主导思想。
学者余秋雨：“他又把我们中国商人，原来多少年以来的，农耕文明当中的那种道义感，大块面地引入到商业文明当中。因为原来好像儒家所给的道义感，是在农耕文明当中，主流文明当中比较完整。商人就是好像投机取巧，无商不奸等等。山西商人不是，干脆把道义，把农民身上的淳朴，和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这种道义感，全部移到了商业文明当中来。”
道义感的建立对于本分的商人来说是热切盼望的。封建社会里，商人必须面对的是繁重的捐税、难料的灾祸、官府的豪取、强人的劫获。他们当然企盼世存公平、人怀道义。
山西和内蒙交界处有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众多山西人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康熙初年，三个山西人流落到这里，走街串巷做起了小买卖，可光靠挑担卖货养活不了自己，他们只好凑钱开了个小小的草料铺。由于本小利薄，三个人早出晚归勉强过上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有一年临近年关，一连几天大雪封门，生意没人来做不说，吃饭都成了问题。饥寒交迫之下，三个人倾其所有煮了一锅稀粥权当过年。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正端起碗来准备吃饭的时候，喝着粥的时候，有人敲门。这么晚了怎么有人敲门呢，总得开开看看，一看进来一位白胡子老头儿，拉着一匹骆驼，驮着些东西，说要住店。这么晚了，我们这地方什么也没有，过年没有什么好吃的，你来干什么？他就说没地方去，非要住这儿。所以他们只好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以后，这老头儿一天又饥又渴，走到这么晚，没吃呢，看着他的粥想喝。他们也没吃，最后说只好先请这老人先吃，所以就给他盛一碗小米粥，来喝着粥。喝完一碗，完了，两口完了，再喝一碗，几口很快就把这一锅粥喝光了。过年这三个人也没有喝上粥，就这样过了年。这老头儿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人不见了，骆驼也不见，但是驮垛留下了。”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里面全是银子，银砣子，后来说怎么办？怎么也找不着，找不着这个客人，然后铺伙就商量，掌柜的就商量。这样，咱们把人家这笔钱点清楚了，比如说30万、50万，然后给它当成股本，放进咱们的本金里。然后每年，过去大盛魁是三年一结账，每三年结账的时候，把人家的红利再给人家加进去，进入万金账上。这样的话滚了几十年，仍然这个钱的主人也没有出现。但是大盛魁一直到倒台的那一天，它的万金账上，仍然记着这一笔没有主人的财神股，和它的本金和它的利息。”
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当年的那间小小的草料铺已经发展成为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商号，商号的名字也用上了大盛魁三个字。
就在大盛魁日进斗金的鼎盛时代，商号定下了一个必须遵守的规矩。每年春节大年初一，大盛魁既不请客与同行联络感情，也不摆酒席酬劳辛苦了一年的员工。而是全号上下一万多名员工要在掌柜们的率领下恭恭敬敬地喝上一碗稀粥。
从康熙到道光，大约在两百年的时间内，大盛魁的经营者前后换了十几代，但每一代人都始终不渝地遵守着这个规矩。
大盛魁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是对那位帮助过自己的恩人，郑重其事地表示一种怀念与感谢，更深层的意思是要让大盛魁的每一个员工都能牢牢记住，大盛魁能从一家小小的草料行发展成一家规模宏大的商号，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了以义制利。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淼：“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说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它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寓礼于情”是晋商，特别是那些气候大成的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遵守的信条。在乔氏家族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氏家族的先祖乔贵发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对他有所接济。
二十年后，乔贵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带着儿子，孤苦伶仃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乔贵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央人做媒，迎娶这位女子为妻，对她带来的儿子也视如己出，还为这对母子郑重其事地盖起了这处四合院。日后声名显赫的乔家大院就是在这座四合院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
乔贵发这样做，应该说纯粹是出于报恩的心理，因为他和那位程姓女子，只是在少年时有过一些接触，其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两个人几乎连面都没见过，他们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难以割舍的男女之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拿出一笔钱来帮助那对落难的母子摆脱困境，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乔贵发认为那样做还不够，他是用自己的后半生来报答二十多年前的一粥一饭之恩。
乔贵发在去世前立下家规，乔氏家族的子孙不准纳妾。后人们严格地遵循了这条家规，哪怕是乔家的媳妇不能为家族生养子嗣时，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休妻纳妾。这样的事情，在传统的豪门大家之中是非常少见的。
随着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自明代算起，全国科考中共产生进士137名，山西只有9名，远远落后于安徽、陕西等地。到了清代，这种轻学重商的后果更加明显得显示出来。清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第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学者余秋雨：“所以我当时在分析山西商人人格的第一点就是，我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把商人做纯粹了，把商人当作一个最正经的社会事业来做，这是山西商人特别堂皇的地方。并不是说我做了商人，我有了钱以后，叫我的儿子以后去考科举。去买个官，当然这样的人也会有。但是山西商人想法不是这个，他主要想法不是这个，他堂堂正正做商人。”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诚如山西巡抚刘与义向雍正皇帝上奏折说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
雍正皇帝看到山西巡抚的奏章后，批注了这样一段话：“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右是古代对山西的称谓。雍正对山西这种有悖伦理的现象，态度并不明确。他既没有表示愤怒，也没有表示赞许。或许山西那已成气候的商帮群体，在他眼里就像是为皇宫后院平添了一个巨大的银库，那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晋商在商场上规规矩矩地做生意，经商致富之后回到乡下再修造起一座座规规矩矩的高墙大院。在岁月的轮回中，一代又一代的晋商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在传统的深宅大院中开始出现与传统并不完全协调的因素了。
乔家大院最后落成的院落中，门窗开始采用欧洲的式样。更多的阳光，更新鲜的空气，透过这些大窗子从外面渗透了进来。他们甚至让一列火车跑到了自己的屋顶上。
与此同时，在一些晋商的家庭教育中，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还增加了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乔家的最后一代家长乔映霞是当地第一个穿起了西装的人。
常氏家族十五世后裔常国慧：“那会儿学校办得不错。我们家从太原师范跟第一师范请教员，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学生不请，就那么厉害。教育特别好，设备一般学校比不了。体育里头足球、滚的铁环、踢毽、跳绳、跷跷板什么的，体育用品特别全，乒乓球孩子们随便玩。那会儿没有手风琴，那会儿是脚踏的风琴，踏的那个，老师天天给我弹那个，特别好听，到现在那个声音好像还在呢。”
门楣是宅院的脸面，过去在这样的位置，晋商往往要刻上标榜儒家学理的内容。可在这处清朝末年的晋商宅院里，门楣上的图案竟是一块标着罗马数字的钟表，只可惜这座原本应该指示时间变化的钟表是由青砖雕成的。雕刻完成时，它的指针就永远地在某个历史的瞬间凝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