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你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数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你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一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又将锋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乱的贵族噶尔丹。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原内地的掠夺和侵扰做出反应。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选择了山西作为进兵的起点。
山西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论是大唐的都城长安，还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难怪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都把山西作为互相军事攻击时最直接的通道。时空转换，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和平时期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屡次征战，西北地区终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国家大局的稳定，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条件。同时一个面积广阔的市场，向晋商敞开了大门。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他们深入新疆蒙古地区，把当地农牧民所需要的商品，从内地运进去，把当地的农牧民所需要销售的商品，从当地把它运出来，并且把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以至医药，都带到了西北地区。”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龙登高：“那么我们知道晋商，它的形成是有特殊的条件，这个我想山西的学者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他们通过像食盐这样的一些专门物资，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垄断经营等等，来获得他们在明清迅速成长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就是，可以说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他在全国各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在一座叫恰克图的小城签订条约，俄国商人终于获得了和中国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利。当时俄国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这种商品，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甚至它在整个欧洲都是最挣钱的东西。
中俄两国之间的茶叶贸易最终导致了一条商业大通道的产生，它由中国南部的福建省为起点，终点是位于俄国的圣彼德堡，跨越欧、亚两个大洲。这条商业通道俄国方面，由俄国政府控制，它的另一段完全由晋商把持。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就是茶叶之路。这个茶叶之路，大的概念就是从中国的南方，远的地方杭州、武夷山，就是现在的福建，再往近就是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这些产茶的地方，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用这个高脚，山西商人把它叫高脚。高脚是什么？就是骆驼、骡子这两种东西，主要是驼队，运到归化城。归化城是一个大的集散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张家口，也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像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就是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恰克图在两百年以前是中俄边境上一个最大的贸易口岸。”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在同治皇帝那个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在俄国方面，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的，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
平遥，山西中部的一座古老县城，不论是它四周环绕的高大城墙，还是随处可见的明、清民居，都给人一种岁月悠远的感觉。
在平遥西大街上，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这里过去是一家商号，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今天许多学者，都把它看做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单从外观上，很难把它和我们印象中的“银行”联系起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学者们在今天如此简陋的地方，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呢？
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
为此，他开办了这间叫“日升昌”的特殊商号。“日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货款和汇款这些业务，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
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三十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它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它们统称为“山西票号”。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那么山西商人分布全国各地，他贩运货物开始往往都是运送现银，那么山西商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创办了账局、票号，解决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难，也为其他地方的商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日升昌的出现，我们讲，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里边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的普遍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得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我对这些东西非常有兴趣，也对过去票商能达到的高水平，非常感到崇敬。因为它能够延续五百多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各个省里面，它的作用达到了一个很辉煌的时期。就是说没有一个金融组织，曾经达到过票商这样高的水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票号这种商品运作，进入到资本运作，或者商品运作跟资本运作相结合，这个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应该是必然的一步，那么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开始进入中国。那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呀，所以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这样子呢，这个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一种趋势。那么对整个经济的发展的作用，现在我们人们的研究还不够，很可惜，后来因为外国银行进来，把我们的挤掉，加上我们晋商的经济负担、战乱、税赋特别严重了以后，造成破产。这是一种很不愿意见到的一种结局。但是它历史上的功劳，中国是首创的。”
今天，当我们穿行在这些古老的县城中时，您也许很难想象这些灰色的砖墙、厚实的木门后面，发生过的一些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很难想象一些曾经名满天下的票号总部就设在这些古老的院落之中。
一百多年以前，票号商人就坐在这些厅堂之上，轻松调度着上千万两的白银，他们的举手投足很有可能会造成千里之外，那些名城大邑的市场波动。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些庄重的神情、沉稳的目光之后，还隐藏着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