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的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殊荣。马车的车轮辗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呈现出一派富贵的气象。
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也带动了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生意的兴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辉：“到后期我做过假设、推算，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那么按一个分号230多万，当时假设最少也有400个分号，山西票号。因为有22家票号注册的时候，说他们的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没有看到注册的资料，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啊。”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都似乎会沿着一条平坦的大路发展下去。实际上老谋深算的雷履泰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当雷履泰的马车，辗过平遥城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太平军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损失惨重。这时候，一贯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
咸丰元年四月，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波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在突如其来的战乱面前，山西商人拥有的智慧、才干都显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过去他们引以为荣的财富、声望，此时成为战火中最先被攻击和掠夺的对象。他们用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建立起来的金融网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交战双方的士兵撕扯得七零八落。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应该说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也破坏了江南的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做这一带甚至欧洲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说茶叶等等，那么这个战争一起的话呢，货源中断了，运输遇到了困难，所以这对晋商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另外一个呢，说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呢，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是吸收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有许多的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呢，往往他们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边。但是南方的工商业发展，所以南方需要巨大的资金。那么于是晋商就是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呢，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方面说，“南北商船，闻风裹足”；江西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的一支不足万人的部队逼近北京，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衡量，这种孤军深入，是不会对北京造成任何威胁的。但太平军的这一举动却在京城老百姓心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北京城内的山西商人，也纷纷携资出京返回原籍。
山西商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种举动在北京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这一年三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是一夜之间陷入了一片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这不仅打乱了北京城正常的生活秩序，而且使北京一下子多出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他商号也告贷无门。”
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战乱，尤其是这一次京城的市场风波，也使大清朝廷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了山西商人强大的商业能力和他们惊人的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琢磨，能否从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中挤出一些钱来，用以缓解朝廷因为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
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私下向皇帝上密折说“风闻近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已携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矣。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六月二十九日，御史宋延春将京城的票号、帐局的名单呈报给皇帝，并说“臣访闻得京师票号、帐局共计百十余家。各有本银一千数百万两，应请饬交户部一并查明，传集劝谕。”
十月十三日，御史章嗣衡干脆将自己所知的山西富商全部列出名单，上报皇帝，以便日后按名单推派。
据清朝档案记载，到咸丰三年年底，山西商人向朝廷捐献的军饷，超过二百七十万两白银，将近占了全国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后，朝廷的官员几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财政吃紧，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来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这种近乎勒索性质的捐输中并非完全一无所得。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捐输银两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山西商人通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正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与官僚集团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他们日后在商场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国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已经有十个年头了，紫禁城龙椅上的皇帝也由咸丰换成了他的儿子同治。
这一年发生的一桩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将朝廷和山西商人的关系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太平军起义后期，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这个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是靠江苏、广州这些地方,那么捻军一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给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这个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汇兑了。”
山西票号创办之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汇兑了上亿两的白银，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朝廷一再坚持“祖宗家法”不可轻易改变的态度，禁止山西票号汇兑官府银两。
从1850年开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长官都以“道路不宁、装鞘运现风险太大”为理由要求朝廷准许以汇兑代替运现。对于官府的这种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应，一面又表示因为各地分号库存现银有限，希望地方官员可以先接受一张汇票，然后直接到北京提取现银。
山西商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变相地促使地方官员向朝廷施加压力，同意票号汇兑官府银两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里，春节过得格外红火。这一年朝廷终于取消了山西商人不准汇兑官款的禁令。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各家门前不仅张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前，还特意举行了祭财神的仪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汇兑官款的良机而财源广进。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在是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是汇兑还是运现，那么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光绪年间，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了。阜康钱庄凭借胡雪岩的官员背景，也正做着汇兑官银的生意。它倒闭之后，亏空了朝廷上千万两的白银。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贷，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
即使如此，一些地方官员向朝廷上书，为山西票号说情。四川总督丁宝桢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川省银号向无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以山西票号信誉卓著为理由，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政府银两。
朝廷的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为了争取朝廷认同汇兑，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压到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没有取得法人地位。在这种没有法人地位的情况下，在政治上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它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存款来源，甚至它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它的损失很大。”
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它将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也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菅：“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当地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于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样关系密切的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他没有问题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他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很显赫。”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结合对山西商人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篇文章说到，“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侈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做是支撑社会的柱石。而商人在那个时候，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于存在着这种等级差异，所以官和商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大清国的官员虽然从内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财富。当他们把大笔公款交给山西票号汇兑的时候，就不免带有恩赐的意味。他们并不认为山西商人的汇兑业务能使“天下之财可以流通”，而是只看到了票号通过汇兑官银发了大财，所以清朝的各级官员都自然而然地想从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种利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应该说资本主义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我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就是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边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
记者：“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所以，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一百多年前，晋商是无法想清楚这番道理的。对他们来说，紧紧依附于朝廷不仅仅是一种最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且也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可靠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山西商人和朝廷的关系越走越近。
民间收藏家陈小健：“你看这个封皮上写的就是拣选、拣选袖珍便揽，拣选就是动手拣选，这是个工具书一样，一看也小，带在身上方便，查找起来也挺好。这个内容主要是让人买官的东西，买官的一个凭证，这里头都有，专业用书。山西人当时有了钱，做了买卖了以后说，看看查对查对买个什么官吧。这里头他能查对出来，有个依据。像一品官多少钱，这里头都有。像买文官还是买武官，这里头都有，定了价。这个札子从年代来说应该是咸丰年间。”
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张燕生：“我听我父亲说，协同庆在西北的靠山是董福元，董福元是个武将，董福元他是个回民，他是甘肃还是宁夏一带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造反的一个绿林出身的。后来是左宗棠把他收编了，他人还是很有才干的，军事上。大西北一带的文武官僚，董福元还是很有影响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在四川也有这种情况，四川要从成都和重庆票号运送现银，四川还都是用担子挑的，运送现银请伕子用担子挑，那也是请地方上给派出兵护送，这说明票号和官府之间的关系。”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山西商人和政府关系，和官吏关系极为密切，像大家所知道的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庆亲王奕劻，山西商人和他们过从甚密，这也就为两宫西幸时期，消息灵通，山西知道了两宫西幸。”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当慈禧的车驾即将进入山西境内时，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
1900年八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接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进：“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那个时期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是福还是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