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时年四十二岁的光绪甲午举人刘大鹏落第归家。
刘大鹏同许许多多传统的儒生一样，人格中充满了“济世”与“出世”的矛盾，一方面，儒家的传统教育使他立志走入仕途报效朝廷，另一方面，科声落第和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又无情地击碎了他的梦想。
隐居于晋祠堡外赤桥村的刘大鹏最终从怀才不遇的满腹块垒之中解脱出来，以宁静淡泊的心态独善其身，去追求精神世界的平衡与超脱。
他将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晋祠。
几乎所有介绍晋祠的书中，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昔智伯遏晋水灌晋阳，其川上朔，后人蓄以为沼。沼西枕山际水，有唐叔虞祠。”
这是有关晋祠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晋祠至少也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唐叔虞祠现在位于晋祠的北侧，当年周成王剪桐封弟，将年少的叔虞分封到了唐地，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见到晋水日夜奔流，于是改国号为晋。
后人为了纪念第一代晋君叔虞，就在晋水源头修建了叔虞祠，也就是日后的晋祠。
那么，当年的桐封之地究竟在何处呢，史家历来争论不休，主要有太原说和翼城说。古人多赞同太原说，近年来人们大多倾向于翼城说，当然，这并不妨碍晋祠的地位。
就在郦道元去世五年之后，公元 532年，北魏权臣高欢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尽管天龙山上建有他的避暑行宫，但高欢在闲暇之时光顾最多的，却是晋祠。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后，将晋阳定为别都，在扩建晋阳城的同时，也在晋祠“大起楼观，穿凿池塘”。此时，晋祠已成为一个融水光山色和人文古迹于一体的皇家园林。曾在玉壁城指挥三军齐唱《敕勒歌》以激励士气、安定军心的大将斛律金经常陪同高洋畅游晋祠。
在晋祠南五里有晋王岭，得名于这儿的三座王墓，传说唐叔虞和燮父葬于此地。但是，根据唐城翼城说，叔虞父子不可能葬于太原。也有人说是唐末枭雄晋王李克用之墓，但史籍记载，李克用葬于雁门关内的代县柏林寺。1951年，一座王墓被打开，它主人是斛律金。这位南征北战猛将最后长眠在了晋祠之侧。
在《晋祠志》中，《流寓》一章中，第一位介绍的就是斛律金，遗憾的是，他在后代儒生的眼中只是一员战将，晋祠七贤祠里没有他的位置。
七贤祠位于晋祠文昌宫内，供奉着晋祠乡绅学子崇拜的七位历史人物。雍正进士，曾为官台湾的晋祠人杨二酉在晋水七贤祠碑记中说，“七贤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大节鸿文，丰功伟烈，赫然在耳目之前，足为晋水光也。”
这七个与晋祠结缘，让晋祠人引以为荣的的贤士分别是豫让、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于谦和王琼。
文昌宫前，便是智伯渠，春秋末年，智伯讨伐赵襄子，修渠引晋水以灌晋阳。晋伯被赵、魏、韩三家消灭在晋阳城下之后，他的家臣豫让在晋祠以北一里的赤桥下谋刺赵襄子，留下千古侠名。
另外六贤之中，只有白居易没有来过晋祠，但白居易祖籍太原，他自己一直自认为太原人，李商隐为他作墓志铭时也称他为太原白公，更重要的是，他为晋祠留下了一首至今仍在传诵的诗作。
领导了明代北京保卫战的忠肃公于谦是永乐进士，33岁便巡抚河南山西，在他“手帕蘑姑与线香，清风两袖朝天去”进京任兵部尚书之前做了这两个省十九年的父母官。于谦和晋祠和山西渊缘极深，山西产煤，而他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咏煤碳》，借前代文人从未提及过的煤碳来表达自己为国为民利及苍生的弘誓大愿和开阔胸襟。清廉刚直的于谦曾得罪权贵，被诬下狱，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他鸣冤。于谦不仅赢得了两省民众的崇敬，而且也感动着上天，曾经遇旱亲自前往晋祠祈雨，并作诗以记之，竟然甘霖普降。
其实，对晋祠影响最大的却是七贤之外的另外两个人，他们就是李渊、李世民父子。
公元617年夏天，在隋朝江山的风雨飘摇之中，太原留守李渊正在加紧起兵的最后准备。与此同时，隋炀帝安插在太原的两个亲信，李渊的副手王威和高君雅也做出了李渊将反的判断，设计以太原天旱，需到晋祠祈雨为名，准备借机诱捕李渊。但他们的计划被李渊心腹，晋阳乡长刘世龙察觉，于是，李渊擒杀二人于晋阳宫。
李渊最终还是来到了晋祠，但他不是来求雨的，而是为起兵祈祷。在他看来，自己起兵无异于当年武王伐纣，而唐叔虞正是武王之子，求他来保佑自然是寓义深刻。
617年7月，李渊在晋阳誓师起兵，仅仅126天之后便攻占了长安。第二年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开创了大唐帝国三百年的基业。
李世民跟随父亲在晋阳居住多年，时人称之为太原公子，他也一直把太原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是“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贞观十九年十二月，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的归途中来到了太原。第二年正月二十六，唐太宗驾幸晋祠，留下了晋祠最为珍贵的文物，树立于贞观宝翰亭内的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晋祠之铭并序》。
早在四年前，唐太宗就曾计划效仿秦皇汉武通过“封禅大典”来标榜自己“受命于天，功德卓著”，但遭到魏征等人的反对而作罢。这一次，他要借发迹故地的山水神灵一吐心中的块垒。
《晋祠之铭并序》一方面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史迹以达到宣扬李唐王朝文治武功、巩固政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答谢了叔虞神灵保佑李氏王朝“龙兴太原，实祷祠下，以一戎衣成帝业”的冥冥之功。它既是一篇代封禅之作，又是一篇对当年李渊祷于祠下的还愿之作。
唐太宗一生雅好翰墨，尤其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以至于很多人猜测《兰亭序》被他带入了昭陵。《晋祠之铭并序》的书法颇具王体特色，全篇四十个“之”字无一雷同，是唐太宗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融其政治思想、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的旷世之作。《晋祠之铭并序》从碑成之日起人们就争相拓摹，被誉为仅次于《兰亭序》的艺术瑰宝。唐太宗曾将其拓片作为礼物赠给外国使节。
唐碑历经千年风雨，表面损坏漫漶，乾隆三十五年，杨二酉从民间找到原碑拓片，请族孙、书法家杨育摹钩一通新碑立于唐碑之侧。现在，为了保护文物，新旧两碑均禁止拓印，祠内仅有一小店还保存着一张原唐碑的拓片。
唐碑使晋祠名噪一时，唐代许多文人显贵都慕名而来。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喜好仗剑远游的李白与好友元参军来到了太原。在这里，他为了一名刚刚结识的士卒向元参军的父亲求情，赦免了他的过失。这名士卒就是后来对唐王朝有再造之功的郭子仪。二十年后，李白因跟从永王获罪，正是郭子仪仗义解救了他。
在太原的半年多里，李白和元参军常到晋祠游览，眼前是良辰美景，身边有佳人作伴，一生浪漫的李太白或许是历来游览晋祠的文人墨客中最为惬意的一个。十几年后，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倒映着美人倩影的碧玉般的晋祠流水还在眼前荡漾，更唱起舞的罗衣仍旧随风飘动，暮年凄凉的李白感叹着“此时行乐难再遇”，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吟咏晋祠的佳句。曾看过一本小说，作者为李白杜撰了一段在太原的浪漫情缘，这位红颜知已的名字就是诗中的“翠娥”。唯一遗憾的是，李白在北岳恒山曾醉笔写下了“壮观”二字，却没有为晋祠留下墨迹。
三百年后，七贤祠内曾被并指为“朋党”的二位宋代文豪先后在庆历三年和庆历四年来到晋祠，他们是奉使河东的欧阳修和陕西四路宣抚使范仲淹。两人分别留下了一首诗，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文正公的那首《咏晋祠水》，作者开篇先描绘了晋水源头的秀丽景致，然后笔锋一转，一句“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抒发了经过前一年“庆历新政”失败打击后，作者治国之策难酬的忧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良好祝愿，表现了作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济世忧民的高尚情操和宽阔胸怀。
诗中的嘉泉就是晋水之源，它由难老泉、善利泉和鱼沼组成，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咏颂过晋水。尽管它也曾三次被利用来水灌晋阳，但正因为有了它，才有了晋祠内外的满目水乡田，才有了晋祠的钟灵毓秀，晋祠也才有了灵性。当年李白曾坐船畅游晋祠，直到明代，晋水仍能行舟，可见当时水量之大。曾经以为哺育三晋的晋祠水如同历史长河一样无穷无尽，但“永赐难老”的晋水终于流到了它的尽头，无可奈何地在1994年断流。看着难老泉下艰难地从龙嘴中滴下的水珠，此时晋水更象是迟暮的美人流尽了最后一颗相思泪。有人以有兴就有衰来对晋水的断流自我安慰，但是，仅靠循环水系统来维持景观的晋水什么时候才能迎来它再次兴盛的一天呢。
难老泉亭的北侧，就是北魏便有记载的鱼沼飞梁，这是一座造形奇特的十字形桥梁，有人甚至认为它是最早的立交桥。
常听北京人叹息，悔不听梁思成之言，拆了北京旧城墙，1936年，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与他的夫人林徽因来到了晋祠。这位著名的建筑史学家看到鱼沼飞梁之后不由得发出惊叹，他说，这种桥梁在古籍中有过记载，在古画中也偶有所见，但现存的实物，仅此孤例。
飞梁之后，便是今天晋祠的主建筑——圣母殿。圣母殿里祭祀的谁呢，清代曾因指证《古文尚书》为伪作而扬名的学者阎若璩经过考证，认为圣母是唐叔虞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女儿邑姜。对此，不仅阎先生本人“狂喜欲绝”，长期以来，对唐叔虞失去晋祠主祭神地位而耿耿于怀的学子儒生们也都不禁欣欣然。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也就是公元1023年之后，但近年来很多学者得出结论，圣母殿的修建时间应当在宋太平兴国四年到九年，也就是公元979年至983年。
在晋祠专著《文化的烙印》中，作者彭海根据细致考证和史籍记载，以及1994年圣母殿落架大修时发现的一些证据，进一步作出了圣母殿祭祀的并非邑姜的结论。
那么，如果不是邑姜又是谁呢？彭海认为，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民间俗神，只因为宋朝统治者的倡导和祈雨屡验、庇护一方的灵性，才逐渐香火鼎盛。其实，圣母殿在山西其它地方也有，例如，原平五峰山寿宁寺就有圣母殿，传说是由民间的线姑娘坐化，主管风调雨顺，殿中同时供奉着龙王像，原平每遇大旱，乡民多来此祈雨。
那么，一个用来祈雨求子的民间俗神又是如何取代唐叔虞占据晋祠主祭神的地位的呢？这先得从叔虞祠的地理位置说起。历史典籍中多次指出，叔虞祠“枕山际水”，“前临曲沼，后拥危峰，”而且还提到了祠前有周柏，再加上其它一些证据和推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去的叔虞祠就在今天的圣母殿这个位置。
极具传奇神秘色彩的明代嘉靖八年状元罗洪先曾为晋祠留下一首极为隐晦的诗：“悬瓮山中一派清，龙蟠虎伏隐真明，水飘火劫山移步，五十年来帝母临。”诗的后两名句或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攻灭北汉之后，火烧被称之为“龙城”的晋阳，拔龙角，钉龙脉，次年又引汾、晋之水冲灌晋阳废墟。
宋景德年间，太原地震，据说悬瓮山移步半里。移步，用今天的说法，应当就是山体滑坡。悬瓮山之名缘于山腹有一巨石，形如瓮形，可惜巨石毁于宋仁宗年间的一次地震。
天圣初年，赵宋王朝在翼城县故城村叔虞真正的始封地重修唐叔虞祠。天圣六年，又在翼城县剪桐坊新建唐叔虞祠。与此同时，唐叔虞祠改祭民间俗神，也就是后来的圣母，取代了叔虞主祭神的位置。而天圣年间距“水飘火劫”的太平兴国四年恰好是五十年。
对民间祭祀宗教的禁绝和引导，始终是历代专制政权维护安定的重要问题。赵宋王朝的用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或模糊晋祠山水人格化的表征——唐叔虞神灵，改变和铲除晋祠祭祀的主题思想，从而消除太原危及其统治“盛则后服，乱则先叛”的心理基础。你能想像当年李渊去跪倒在一个民间女神的脚下祈祷兴国安邦、平定天下吗。
当年宋太宗平定晋阳之后，也曾仿效唐太宗立碑晋祠的做法，由赵昌言撰文，张仁在书丹，刻了一通《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立于唐碑之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太平兴国碑》。民间传说，当地人民痛恨宋太宗焚毁晋阳，暗中破坏，以至《太平兴国碑》几乎成了一块无字碑，并最终在清代失去踪迹。
圣母殿南方百余米，有王琼祠，祠前有两株古银杏树，相传是明代重臣王琼亲手所植。
嘉靖初年，已经63岁的兵部尚书王琼获罪谪戍绥德，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遭到的一次沉重打击。在绥德的五年里，王琼“世态浮云一笑看”，产生了弃官归隐的念头。
王琼的长子按照父亲的意思，于嘉靖五年在晋水之滨建造了一座私家花园，园内遍植翠竹与水稻，花园以王琼之号为名，称作晋溪园。第二年，王琼被恩准还籍为民，被贬五年的一代名臣终于得归故里。
王琼在晋溪园里山水怡情的田园生活仅仅持续了近一年，嘉靖七年，因西北边事紧急，又被朝廷起用，授兵部尚书督陕西三边军务。王琼又以70高龄为安定边防驰骋西北疆场四年。嘉靖十一年，王琼死于吏部尚书任上，谥恭襄，建专祠于晋溪园之西。后来，晋溪园改为晋溪书院。1992年，当时的太原市地方官员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在晋溪书院旧址上新建了太原王氏祖祠——子乔祠。
另一个将私家别墅建在晋祠的是唐代大将尉迟恭。两次救驾于危难之际的尉迟恭曾跟随李世民征战十余年，也曾箭射齐王李元吉，持槊逼宫。为此他深感杀戮太多，惶恐间多有悔意，于是向高僧智满请教：“割绝他命，敢问还否？”答曰：“将军有悔心，天启之也。”再问：“若斋僧建刹如何？”智满回答道：“一念善心生，获福无涯矣”。于是，尉迟恭将其别墅改建为梵刹，并由唐高祖赐名为奉圣寺。寺内有尉迟恭的挂甲松，至今尚在。
1213年，蒙古兵攻太原，奉圣寺毁于战火。元代由高僧洪智重建。1950年，占据奉圣寺的一所疗养院以寺庙残破，不是文物为由，强行拆除了寺院的全部建筑，山西省曾就此事通令全省从此事中吸取教训，保护文物。
八十年代初，或许出于一种拾遗补缺的心理，在老市长岳维幡的提议下，将几座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古建筑迁建于奉圣寺原址，对此，学者们多有微词，但愿破坏和重造文物的行为以后再也不要发生。
刘大鹏生逢乱世，依然自甘淡泊，穷年累月，跋山涉水，遍搜广求，在古迹湮没、文献零散的情况下，仅凭借个人的力量，于重重困难之中，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唯一流传于世的《晋祠志》。然而，这样一部丰富完整的晋祠史料集，却长期未能刊印。直到1979年，才由慕湘、吕文幸整理点校，于1986出版。
登上悬瓮山，举目远眺，只见今日满目水乡田，不见当年红墙碧瓦，唉，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朋友笑道，想什么呢，那么出神，我笑笑说，好红的云霞，他说，是啊，是夕阳染红了它，我说，不，不是，是一千年前的火焰映红了它。
